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和效率的提高需要增加资本投入，也就是需要投资。
不断增加的政府债务正在成为全球经济之死结——不减赤字，公债市场迟早崩盘。当然，这也是因为后期遭受了欧债危机的外部影响。
当然，同时也要谨防楼市出现暴跌，为此，需要通过逐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确保合理的市场流动性。日本的债务经济虽有隐忧，但因为具有比较灵活而慷慨的货币政策，短期还不会对世界经济的稳定构成新的重大威胁。十二五规划确定了全面转型的经济总战略，这不光事关经济建设，也事关未来的社会稳定，为此，中国需要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理性发展阶段。作者系方正资本控股金融研究院院长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中国几乎所有工业部门的产能都显著过剩，IMF最近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产能利用率仅为60%。
一定意义上，中国货币高速扩张时代暂告段落，这是应该的，否则只会加大泡沫而无益于实体经济发展。笔者期待低迷期的尽快结束，但更期待新的起点会更高，期待企业和经济未来能在一个更高层次和水平上运行，而不是在经历一个漫长的调整周期后，一切照旧。其三，选举带来造假、撕裂和政党恶斗，带来国会政治中的否决政体（vetocracy）现象及民主财政的结构性危机。
这样的民主秀既不能解决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内部民主危机，也不能对人类和平发展作出实质性贡献。民主必须具有真实性，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制度性权利和可持续的民主参与实践基础上，必须是可信任、可验证、可参与与可问责的实践过程。任何民主模式都有着特定的共同体目标，有什么样的民主就有什么样的共同体。民主必须是增进互信与团结，而不是制造对立和分裂。
而中国式民主展现出的以人民为中心及全过程、全要素的优势，正在改写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其四，利益集团和政客操控民主程序，为自身特殊利益服务，滥用国家公器干预他国，制造危机，谋取暴利，对本国人民福祉与痛苦置若罔闻。
其二，民主的代表性，即全过程人民民主依赖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普遍可及的参与式民主，在政治代表性上具有广泛性和科学性，是共同体内在结构、成分与利益关系的最佳整合及表现。 2024年中国两会以务实、高效为特征，聚焦新质生产力与人民福祉，展现了中国式民主的制度优势。选举是民主的必要环节，但仅仅以选举游戏回应民主权利和人民需求，必然是不充分的，必然对民主的过程和功能造成背离与损害。相比西方民主产生的拉布、否决政体、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化、霸权化等乱象，中国式民主展现为一股政治清流，并以其自身的健全实践和对世界的独特影响，造成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演变契机。
我们可以从美国民主的功能紊乱中更好理解西方民主模式与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内在关联性：其一，媒体与选举资金由大资本控制，人民的知情权和影响力难以发挥。民主必须具有广泛性，这是其人民性和代表性的规范要求，民主不能人为贬低或排除任何一个群体的正当代表权。这一系统化的科学民主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构建起来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民主形态来自于具有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也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个结合的民主成果。
这些关于民主的规范内涵与功能实质的判断，来自于中国政府2021年12月发布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反映的是中国对民主原理、功能与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与真诚实践。其五，民主的反思理性，即全过程人民民主设置了民主的多环节和丰富的知识、信息与意见的交互机制，可有效识别和排除错误信息、干扰信号以及偏颇的政策方案，具有程序纠错性和理性结果的导向性，从而更好体现了民主的反思理性。
其二，候选人的代理人化与深层政府（deep state）并行，民主责任制受到实质性削弱。从程序环节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包括了民主实践的完整流程，即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西方民主在选举式民主功能退化的条件下，也有一定的理论反思和制度补救，如参与式民主的兴起，但从基本的民主制度和利益集团控制来看不能有效解决民主危机问题。民主常被理解为西方起源和西方标准，但这是一种偏狭的历史理解，不是民主的真相。其三，民主的过程性，即全过程人民民主以过程为尺度展开民主程序和民主权利的行使，没有过程的民主是假民主，过程不充分的民主是不成熟的民主，只有过程才能容纳人民的民主参与和意见表达，只有过程才能体现民主各主体和要素的互动、竞争与合作，塑造共同体的有机联系和团结基础。这些民主异化的乱象，是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必然结果，也是选举式民主偏离民主本质和功能的体现。其四，民主的功能性，即民主不是形式合法性的外衣，不是走过场，不是利益集团遥控的工具，而是人民的自我管理机制，必须面向真实世界，引入集体智慧，解决公共问题，保障人民在民主参与中有切实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建立公权力主体与人民之间的高度政治信任关系。西方的选举式民主以自由主义哲学为基础，以个人与共同体对立为起点，不利于对人民利益的整体促进和共同体根基的维护。
民主必须是管用的，不是遮羞布，不是摆设，不是秀场，不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代理服务器，而是切切实实解决民众问题的理性制度安排。相反，西方民主变成了一种权力政治游戏，变成了利益集团实施资本投资与权力俘获的工具
第一，应早日取消‘独生子女政策，鼓励‘养子女防老，这是弘扬‘孝的中华文明美德，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根本途径。直到19世纪，这样的‘跨代养老方式下的转移功能都是以‘孝的文化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以‘养儿防老的方式完成的。
只能走以个人自己准备为主，政府财政补助为辅的道路，而且在施行中要切实做到城乡居民平等，干部（公务员和目前由国家财政负责退休金的国有事业单位职工）和普通工人平等，国有企业职工和民营企业职工平等的基本原则。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对公务员继续实行本人免交养老保险费，而养老金由政府财政全包的政策。
而目前这部分已显出巨大亏空，只能做到‘现收现付，将来需要国家财政的持续的大量投入。尽管有些人把‘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批判成类似于‘庞氏诈骗，‘金字塔诈骗的制度，说得不无道理。如果只想弥补目前养老保险制度的前提下产生的基金不足问题，无视养老保险制度上的根本的缺陷，则将来会造成无穷的后患。直到最近为止，中国农民实际上完全靠自己准备养老，几乎没有受过政府的任何补助。
目前28%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水平据说是世界上最高的，况且还有大量的亏空，足以说明政府官僚机构代替老百姓作主管理上述部分个人收入的非效率，更不用说像‘上海社保基金案那样，由中间的贪官或各种其他蛀虫对老百姓血汗钱的糟蹋和侵吞了。国家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和个人实行的金融储蓄方式不能保证退休者取得足够的养老金来过上体面的生活，那么国家要实行全民养老保险制度时，采取用生产效率更高的后代人创造的价值来补助上一代人，使他们退休后过上比过去更好的生活，享受科技发展的成果。
由于政府实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完全实行‘现收现付方式，因此政府应全面取消强制个人上缴养老保险费的增侧，同时撤销收取和管理养老保险费以及养老保险基金的各种官僚机构，减少很多浪费，又省了社会上养老保险费缴与不缴而产生的矛盾和困难。这就是说‘跨代养老方式是任何社会都会面临的必不可少的选择。
由于国家官办的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对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没有个人那么热心，所以他们运用个人和企业交付的养老基金收益率肯定还不如个人。而中国的公务员（以前的干部）阶层几乎是全靠国家的补助，从来没有必要为养老做任何个人准备。
要知道我国和那些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他们那里如果养老基金发生亏空可以用推迟退休年龄的方式全民共同承担其代价，但是在我国由于存在因户口制度而派生的身分等级和差别待遇，所以我国采取同样政策，只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但是如今从西方传来的这种貌似平等合理的国家养老制度却把东方‘孝的文化打下马来。第二，政府只能许诺从财政上拿出一部分支出来给达到退休年龄的全体国民（不管什么身分和职务）一定数额的基本养老金，作为全体国有资产共同所有者的身份应得到的待遇。首先，我国没有像北欧的某些国家那样人口稀少而自然资源丰富，或科技发达，新一代的劳动生产率很高，而且人口结构在足以抵消寿命延长的难题。
其次，中国很快面临高龄化社会的问题，需要政府认真对待城乡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作为过渡，不是推迟退休年龄，而是反过来把退休年龄要提前到50岁，但要相应调低基本养老金，鼓励除了公务员外，企业继续根据本身需要调整或延长劳动合同期限，鼓励退休公务员下海创业。
）目前中国公务员的养老金达到维持退休前工资水平的80%左右，与企业职工的45%和农民的25%（按农民的年均纯收入计算）相比高得多了。如果假设30年前的白领像现在交付的28% 的养老金比率（假设企业交的部分都由个人领后统一储存）在工资中节省17元，而30年后要想拿到现行工资水平50%的1500元（按现在的制度设计，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据说只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5%以下）的退休金，那么他的17元的存款必须投资于复利年率16.1% 以上的金融商品。
（完）作者系韩国LG经济研究所（中国）所长/经济学博士 进入专题： 养老保险制度 。这样的做法是应该而且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一定程度上采取‘现收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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